解决论点冲突的形式分为四种情况，即对立论点的不适用、被消除、被压倒（基于优先性规则）和重要性相对不足等，由此产生第二序列的解释指令（程序性指令）。
在一个奉行法治的社会中，法律职业具有崇高的地位，其作用得以充分发挥。诸如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律，保守国家秘密等，都属于公民应尽义务的范围，法官也概莫能外。
在德、日、法等国，法律家养成所需要的素质教育一般在大学法律院系进行，系统的技能训练则是在通过统一的国家司法官考试后，由司法官研修所或法官学院一类的专门机构来组织完成。进不来、不愿进——社会上条件合格者不得而入或不愿进入。时下的法官培训计划应该体现转型社会的特点，服务于司法改革和建立现代司法制度的需要，服务于法治社会的构建。在日常生活中要有公正、谦恭和敬重他人的修养和气质。英美为什么从执业律师中选法官而大陆法国家不这样做，除历史形成的原因外，内含的法理是什么？在不同的裁判或诉讼构造中，执业律师和法官这两种法律职业之间的依存度、同构性是不是也有不同？权力和技能之间是不是有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比如，在偏重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构造中，法官权力的有效行使可能更倚重对律师技能的了解，而在偏重职权主义的诉讼构造中，诉讼裁判具有法官职权推动的色彩，律师的作用相对要小，因此，就法官具有执业律师良好的从业背景而言，前者的重要性可能要大得多，后者则有可能被认为不那么必要或不必要。
从事并要胜任这一职业，需要掌握专门的职业知识和技能，并要遵行专门的职业伦理。《法官法》第24条规定：对法官应当有计划地进行理论培训和业务培训。在法院内部担任院长、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庭长、副庭长、审判员和助理审判员应该具备法官身份。
另外，就在职法官的培训而言，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做法也是有同有异。即使不考虑案件类别、纠纷解决观念等复杂因素对司法资源耗能的影响，在东部和一些中心城市面临诉讼爆炸的局面下（想想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年审理5万多案件的情况），这些地区司法机关的人均办案数量肯定普遍会高于西部或其他地区。从司法需要、司法功能出发看问题，还有助于我们在分析和解决问题时形成更加准确的判断和应对思路，如从物质待遇和职业保障上大大增强司法官职业的成就感，以此为先机，切实提升职业品质和工作效能。尤其是考虑到中国社会各地区在整体发展水平上巨大落差，就更是如此。
二、从法官精英化到法官职业化 近一个时期来业界人士谈论最多的话题是法院队伍建设，与此相伴，则出现了法官职业化的提法由学术话语向官方话语的延伸和转化。而它对于中国社会的整个法治进程究竟将起到什么样的推动作用，虽一时难以说清，却也让人确有所感。
议论的广泛程度和频繁程度，直接促成了今年3月9日中央组织部、中编办、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共同制定发布了《关于缓解西部及贫困地区基层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法官、检察官短缺问题的意见》（下简称《意见》）。法律职业道德不仅使法律职业具有足够的职业道德内涵，而且还因为这种职业道德所贯穿的服务于社会的精神，而使它同时具有充分的社会道德内涵。虽然该条文紧接着作了开口规定：本法施行前的审判人员不具备前款第六项规定的条件的，应当接受培训，具体办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以及适用第一款第六项规定的学历条件确有困难的地方，经最高人民法院审核确定，在一定期限内，可以将担任法官的学历条件放宽为高等院校法律专业专科毕业，但是它毕竟在共和国的历史上第一次对法官的学历条件提出了明确的高要求。法官职业化的提法显然承继了此前法院内部流行的法官精英化的提法。
或者获得法律专业学士学位，工作满一年。其二，说英美是从律师中选法官，可能要特别注意分辨律师一词的两层含义，即职业含义的律师，和身份资格含义的律师。但是，在现阶段，如果从整体上审视我国法官职业的外部环境和内在构成，对于在制度设计上是否应该作出延缓法官退休年龄的决策这一问题，恐怕我们还不能不做否定性的选择。英文中的 律师 (lawyer)既可以指一种职业，与法官、检察官、法律教师、政府或公司的专职法律顾问等各种法律职业并列，又称执业律师。
基于这样一种法官构成现状，至少能使我们理解为什么现如今对法官的任何优遇都难以为社会所认同，以及为什么提高法官的社会公信步履维坚。2004年合格线是360分，这些地区放宽为335分，另外还采取了放宽报名条件、民族语言试卷等办法予以关照，但总的情况并没有改变。
重庆基层法院法官人数呈负增长趋势，自2001年以来，全市基层法院新进人员474名，担任法官职务的仅有78名，有16个基层法院没有任命过一名法官(不含院领导)，法官断层问题严重，------。二是从律师中选法官作为一种法制改革的建议，对于解决中国当下问题的意义。
以湖北省某基层法院的情况为例。要成为一名法律职业者，其先决条件之一，就是要通过专门的教育培训和资格考试，掌握基本的职业道德知识和技能。它还定期举行涉及诸多领域的研讨班和培训班，人数20-200人不等，时间1-2天，最长不超过5天。同理，法律职业道德教育作为道德教育的一种，它也无法保证使法律职业者成为职业上的道德人，其目的也只能是帮助法律职业者更好地认识职业上的善，进而为造就职业上的道德人创造必要条件。因此，法律职业道德对于法律职业的重要性，用简单的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法律职业道德是法律职业的一个基本的构成因素。下面，我想就着卫方文章的思路，从上述两个方面谈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也算凑个热闹吧。
从事法律职业者尽管在工作上有分殊，在身份资格上却无差别。我们期待着在中国的社会发展和法治进程中，在职业问题上达成更多的共识，在民主社会的追求和大众的生活常识与职业精英的理想和职业理性之间建立真正的沟通机制，并求得某种和谐与平衡。
需要进一步强调的是，法官职业是作为专门职业（profession）的法律职业的一种，它与一般的职业（occupation）不同，具有专门的素质要求。就法律职业而言，由于法律职业道德是其构成要素，并具体表现为各种职业道德准则，因此，法律职业者如果违反了职业道德准则，就会失去同行和他人的尊重，甚至受到职业纪律的惩戒。
鉴于中国法官和检察官在学历的法定要求和实际状况方面的可比性，这里还可以引用最高人民检察院《2004－2008年全国检察人才队伍建设规划》 的一些数字，对中国法官的学历现状以及与法律要求之间的差距做一个辅助说明。法律职业是一个自主自律的职业群体，它通过各种途径或手段实现自我管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制定和实施职业道德准则。
同样，法律职业如律师则能够为人们妥善地安排法律事务，帮助人们行使和保护权利，使之免遭侵犯。可以考虑改为为了维护法官职业的品质，规范对法官的管理，保障法官依法履行职责，促成司法公正，根据宪法，制定本法。审视时下国人有关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的实践，可以说，在法律职业道德重要性的认识上给人留下的突出印象是：外在视角过份张扬和内在视角相对稀缺。其二，《法官法》在非常实质的意义上开启了中国法官的职业化进程。
按照职业主义理论的阐说，在现代法治社会，包括法官、检察官、执业律师、大学法律教师等在内的法律职业是一类必须具备特殊品质的专门职业（profession）。而在目前情况下，要把个中道理向业外人士、尤其是富有决策权力的领导人说清、进而说服，必定是很困难的。
《法官法》的制定和实施是不是有意义，以及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关键要看它对中国法官的职业化改造起到什么作用，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法官群体的职业化。需要指出的是，在事实层面对司考门槛高低的描述，并不应该成为人们的真正关切所在。
第三条 法官必须忠实执行宪法和法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可以说，如果没有《法官法》在十年前对担任法官者设定的学历门槛，就没有后来关于法官职业化的明确提法，以及在法官职业化方面不断引入的高标准、严要求。
此后参加第二次国家司法考试。从司法官（包括法官）培养和训练的全过程看，大致有四个阶段，即大学法学教育、实习期教育、见习法官教育和法官继续教育。就《法官法》与新近通过的《公务员法》的关系而言，两者同属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法律，尽管有前法和后法之分，但它们之间是特别法和一般法的关系，因为公务员法第三条第二款明确规定：法律对公务员中的领导成员的产生、任免、监督以及法官、检察官等的义务、权利和管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法治社会中的法律职业是一个享有很高社会地位的社会精英团体，而作为这种地位的一个重要保证，则是其职业道德。
人们在价值层面对司考门槛高低的评论，以及存在的观点分歧，主要产生于司考结果对于解决目前我国法律职业所面临问题的影响。在法律职业道德教育中，单纯的外在视角、仅仅从时势政策的需要来阐说法律职业道德的意义，显然忽视了法律职业自身的需要和特性，忽视了法律职业作为道德判断的主体地位。
它要为社会所允诺，就必须以造福于社会为前提，而不能是反社会、反道德的结党营私、党同伐异。因为正如上面所述，法官作为国家司法权的载体，尽管其职业能力使他们掌握了影响社会的强大力量，但只有将这种力量与法官为民众谋福祉、为社会担道义的高尚职业精神相结合，法官职业才可能与社会大众具有亲和力，才有可能在社会中求得充分的身份和物质保障，并在司法独立的意义上获得令人羡慕的自治特权，进而赢得为社会大众所的尊宠的职业声望。
《法官法》第12条的规定：初任法官采用严格考核的办法，按照德才兼备的标准，从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取得资格，并且具备法官条件的人员中择优提出人选。回顾人们关于西部和贫困地区基层司法官短缺的议论到《意见》出台的过程，我想也需要我们更加深入地思考和回答一个重要的问题，即究竟什么是司法官短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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